“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”，是新时代检察办案的基本价值追求。在办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，努力让受损的权益得到维护和修复，让各方诉讼参与人感受到公平正义，是高质效办案的题中之义。为充分保障刑事案件中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，应处理好四个关系。

一、刑民交叉关系

此处刑民行交叉关系包括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。

在罪与非罪的实体判断方面，坚持体系化思维。知识产权案件的一个重要特点，就是刑事、民事、行政交叉情况突出，案件性质界限有时比较模糊。知识产权案件的处理，应当在法秩序统一原则下，全面准确评价案件性质。一般认为，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属于行政犯，具有行政和刑事双重违法性。构成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以构成民事侵权和行政违法为前提，只有严重的侵犯知识产权违法行为才成立犯罪，呈现阶梯型特征。例如，违反《著作权法》第52条只会承担民事侵权责任，违反第53条才会承担行政责任，违反53条中的部分条款才可能触犯刑律。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相关概念的定义，除非有特殊理由，一般应当与知识产权法保持一致，实现在刑事和民事对同一法律术语、侵权和犯罪的构成要件判断、抗辩事由和出罪辩解采纳的协调。例如，关于复制发行、信息网络传播、作品独创性的理解和认定等。

同时，又要充分考虑到不同法律规范的侧重点和目标追求不同，将不同法律规定作体系化解读，做到各种责任的平衡和互相促进，找到动态平衡点。坚持刑法的独立价值，实现刑罚的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功能。注重把握知识产权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，既严格保护知识产权，有效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，又确保维护公共利益和激励创新兼得。对于符合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，不宜简单以属于民事侵权而否定刑法适用。同时，知识产权犯罪中的部分认定可能与民事上存在差异，刑法更加注重实质化评价。例如，关于“两种以上注册商标”，为实现罪责刑相适应，应当认为是指识别商品、服务不同来源的两种以上注册商标。虽然注册商标不同，但在同一种商品、服务上使用，均指向同一商品、服务来源的，不宜认定为“两种以上注册商标”。

在刑民行程序衔接方面，坚持协调统一标准。关于“刑民交叉”案件的另一种理解，是指行为既引发刑事法律关系又引发民事法律关系，既造成刑事法律后果又造成民事法律后果，且行为人既要承担刑事法律责任又要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案件。对于此类“刑民交叉”案件的诉讼程序，尤其是刑事程序和民事程序的关系，司法政策和司法理念出现过多次变化。从原来司法解释确定的先刑后民，一直到2019年《九民纪要》，逐步确立了刑民并行程序，而并非一律刑事优先。如果案件不是必须以相关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，民事案件应当先行审理，无需等待刑事案件审理。为了充分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利，我们还应当防止另外一种完全民事优先的倾向。对于在审理民事案件中发现可能涉嫌刑事犯罪的，应当及时移送具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不宜等到民事审判结束时，再移送涉嫌犯罪线索，以免造成刑事诉讼程序的过分拖延，导致相关证据灭失、丧失取证条件甚至超过追诉时效，无法追究刑事责任，产生刑事处罚漏洞，不利于严格司法保护。关于事实认定、证据采信方面，侵犯知识产权刑事判决，在同一侵权行为民事诉讼中应当作为免证事实，如果没有特殊情况，民事审判中一般应当采纳，承认刑事审判认定事实的法律效力，刑事诉讼中审查认定的证据可以作为民事诉讼证据使用，只有在当事人对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提出异议等情况时，才启动对该证据能力的审查。此外，应当充分尊重权利人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选择，准确理解“物质损失”的含义，充分发挥刑事侦查在快速取证、震慑犯罪方面的优势，一体解决刑事责任追究和民事责任承担，减少当事人另行起诉的诉累。

二、罪名交叉关系

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各罪名之间，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与其他犯罪之间常存在竞合关系，需要根据案情准确适用罪名。不同罪名的选择，将直接决定侦查取证方向，乃至最终影响罪与非罪、罪轻罪重。例如，面对激烈而复杂的市场竞争，科技企业对于下力气研发出的创新成果，会择优选择合适方式予以保护。有的申请专利以公开换取保护，有的“攥在手里”作为商业秘密使用，有的登记为计算机软件作品，而法律上对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形式、条件和强度也有不同。此外，一件产品上可能同时聚集着专利、商标、软件著作权、商业秘密等多项知识产权，权利类型复杂多样。这些权利的性质作用、取得时间、法律状态等各有不同，案件情况也千差万别，需要进行技术层面的深入分析和实质审查，以准确把握办案方向。

一方面，检察机关审查范围不能囿于权利人主张被侵害的权利，也不仅限于侦查机关移送的事实、证据和罪名，应秉持客观公正立场，进行全面审查和考量，根据案件事实情况和不同罪名的构成要件，同时考虑何种权利最能体现产品价值，以实现不枉不纵的司法目标。例如，最高检今年发布的典型案例——湖北双某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、茹某鹏等三人侵犯商业秘密案中，最初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立案侦查，检察机关在提前介入中审查认为，犯罪嫌疑人通过盗用其他员工账号登录内部加密系统等方式，窃取了包括鼓风机图纸、技术数据在内的关键核心技术信息，提供给双某鼓风机公司用以生产，获取非法利益，其行为已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，该罪名更加精准评价犯罪行为，遂建议公安机关改变侦查方向。该案最终以侵犯商业秘密罪起诉和判决。

另一方面，应当严格按照犯罪构成要件和案件事实认定罪名。尤其是对于一种产品上凝聚着多种知识产权的情况下，需要谨慎判断。例如，对于非法制造销售侵权出版物的案件，需要准确区分非法经营罪和侵犯著作权犯罪，适当限缩非法经营罪的适用。对于非法制造销售侵权玩具手办的案件，需要审查是否同时触犯商标权和著作权犯罪。最高检今年发布的指导性案例——上海某公司、许林、陶伟侵犯著作权案中，侦查机关以假冒注册商标罪立案侦查并提请批准逮捕，检察机关审查认为，虽然涉案芯片拆解内层上有类似南京某公司的商标，但该标识并非用于标明商品来源，该公司也没有假冒注册商标的故意，不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，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批准逮捕。同时，检察机关通过审查全案证据，认为芯片中的二进制代码属于计算机软件的一种表现形式，相关行为可能涉嫌侵犯著作权罪。同时，虽然该公司对源代码以商业秘密的形式进行保护，但被告人并未窃取其源代码，而是通过反向工程提取芯片中的二进制代码的方式实施犯罪，也不符合侵犯商业秘密罪构成要件，遂建议公安机关改变侦查方向重新收集证据。该案最终以侵犯著作权罪起诉和判决。

三、惩治与保护的关系

高质效要求不能就案办案、机械办案，要综合履行“四大检察”职能，全面深入地思考案件涉及的各种法律问题以及社会治理问题。

首先，坚持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与惩治恶意诉讼、虚假诉讼并重。既严格保护权利人合法权利，又合理划清权利边界，综合考量国家利益、社会利益、企业利益和消费者利益，防止权利滥用，促进知识产权领域依法授权、依法获权、依法维权、依法用权。

其次，正确处理各项经济责任之间的关系。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保护的法益属于复合法益，被告人面临的经济责任也是多方面的：一是追缴退赔违法所得；二是缴纳罚金；三是赔偿权利人损失，恶意侵权还可能承担惩罚性赔偿；四是赔偿不知情的消费者，包括补偿性赔偿和惩罚性赔偿。有必要理顺上述不同经济责任内部关系，确定合法合理的赔偿顺位，平衡好经济制裁侵权人以及保障权利人、不知情消费者之间利益的关系。刑事追诉、行政诉讼和民事追偿，在诉讼主体、诉讼目的、诉讼请求上存在区别，同时又在案件事实认定、责任承担等方面紧密联系，如何平衡各项诉讼请求，实现最优的办案效果，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。

最后，做好刑行衔接，避免处罚漏洞。对于依法不起诉的涉案人员，符合行政处罚条件的，及时移送行政机关处理，实现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有效衔接。

四、推定与证明的关系

刑事推定是根据所掌握的基础事实来推定犯罪事实成立的方法，常被用来解决某些特殊刑事案件司法证明的难题。近年来，为了适应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产业化、链条化、网络化趋势，司法机关在总结经验基础上，为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创立了一些符合司法规律的推定规则，科学合理地分配举证责任。例如，关于作品上署名作者和存在相应权利的推定、关于“未经著作权人许可”的推定、关于主观明知的推定，等等。上述推定规则，有效回应了部分犯罪嫌疑人提出的幽灵辩解，有效推进了一批疑难复杂案件的办理，符合司法规律和办案经验，兼顾了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。

实践中在适用推定规则时，需要注意两个方面：一是凡是推定，都应当允许反证，如果存在相反证据足以推翻推定的，应当予以审查并综合全案证据认定。二是注意民事推定与刑事推定的区分，坚持疑罪从无原则。例如，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中，根据反法第32条第2款之规定，采用“接触+实质性相同－合法来源”的证明标准，权利人无需证明侵权人具体的侵权行为和侵权类型。只要权利人证明了侵权人有渠道或者机会获取商业秘密，且其使用的技术信息、经营信息与该商业秘密实质上相同，就完成了举证责任，并发生举证责任的转移。但在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中，与民事案件标准有所不同，不宜照搬采用“接触+实质性相同-合法来源”的证明标准，其中“侵权行为”是十分关键和重要的一点，需要予以证明。